文｜徐舟雨西安股票配资平台
刘禹锡是活跃于中唐的文学大家，不仅享有“诗豪”美誉，还擅长创作辞赋与散文。刘禹锡的仕宦生涯颇为传奇，他曾任连州刺史，与岭南结下一段因缘。
自北宋苏、黄以降，刘禹锡便多为世人所效法与关注。戴伟华教授倡议创立的中国刘禹锡研究会，自2015年11月正式成立以来，已先后出版了《刘禹锡研究》1-4辑，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第四辑以刘禹锡文学作品为本位，进一步探索其诗、词、文中尚未被前贤关注之处；以影响研究、接受研究等现代学术理路，重新审视传统文献，借此达成承故启今的理想境界；将学术视野拓展至经史之学及佛教等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领域，以期还原刘禹锡波澜壮阔生命历程中的更多细节。
《刘禹锡研究》第四辑。
以问题意识“发前人所未发”
与后代相比，唐代传世文献相对有限，加之已有许多研究成果珠玉在前，唐代文学研究者往往会感慨创新之难。然而，细读这一辑《刘禹锡研究》，仍然能从中看到学者们独具慧眼的选题与分析文献的功力。
刘禹锡本以诗文闻名，但戴伟华《刘禹锡〈忆江南〉及其“曲牌为句”新探——兼论文人词发生期唱和史实及其意义》却选择其与白居易唱和的同名词作《忆江南》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此为基础阐述“文人词”发生期的诸多史实及文学史意义。文章从辨析刘氏“依曲拍为句”之含义实为“依词式填词”入手，深入剖析了词乐关系及词谱起源等问题，可谓由微见著。
蒋寅《论刘禹锡七律的典范性》观察到刘禹锡七律创作颇丰但论者寥寥的现象，选取唱和、赠答和送别等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加以分析，以此论证刘禹锡七律诗作的典范性及其在体制上的突破与创新。
本辑论文还讨论了刘禹锡文学创作的几个侧面。卢杰《从刘禹锡在连州时期的山水诗文看其对吏隐模式的突破》通过《海阳十咏》与《吏隐亭述》的文本细读，得出刘禹锡被贬连州期间的诗意化书写，实则是“对吏隐内涵的拓展与吏隐模式的突破”的结论。赵乐《流寓与归守中的唱和——刘禹锡诗风嬗变的双重视角》从刘禹锡的流寓及归守经历出发，探讨其诗风嬗变的过程、原因与表征。程诗淇《论刘窦唱和诗中刘诗的视听体验特征及其成因》则以刘禹锡贬居朗州期间与窦常的唱和诗为切口，阐明刘氏诗歌视听体验的特征并细究其成因。
以上诸家论及的文学活动皆与刘禹锡本人密切相关，运用的文献资料也常见易得，却都能抛出新见、引人思索，当归因于他们对刘禹锡存世文献了然于心，同时具有独到的问题意识。这种学术洞察力是其“发前人所未发，道今人所未言”的重要基础。
从地理风物到诗歌的书写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学界较为关注文学影响和接受研究，文学地理学也渐成学术热点。相关研究成果和学术理论有助于重新理解和认识文学现象，此辑《刘禹锡研究》亦有不少开拓之作。
戴一菲《刘禹锡〈涵碧图诗〉及其“涵碧”的传播》以《答东阳于令涵碧图诗》及诗序为考察中心，详细论述了“涵碧”一词所经历的由景到图、由图到景的全过程，并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刘禹锡的崇高品格和名人效应，才使“涵碧”景观与为政清廉之间建立了正向联系。郑晓财、马茂军《明清古文选本中刘禹锡古文经典化过程研究》以收录刘禹锡文章的明清古文选本为研究对象，从各篇目的入选次数、文体类别与创作时间三个角度展开研究，得出《陋室铭》经典化程度最高、论辩类古文最具代表性及朗州期间所作之文最受关注的结论，并以近似的方法推论刘禹锡落选“唐宋八大家”的原因。唐亚飞《坦然处世与不能自拔——论吴伟业的刘禹锡诗歌接受》列举了吴伟业诗歌大量化用刘禹锡作品的数据，以此论证其对刘氏诗作存在系统性的效仿。
查屏球《刘禹锡〈金陵五题〉与刘、白扬州诗会》对刘禹锡与白居易的扬州诗会得以成行的原因做了全新阐释，依据刘禹锡绕道三百余里的行为，分析他可能具备重返诗坛中心的急切心态，据此还原了刘白二人从神交到见面后相互欣赏与同情的全过程。刘春霞《从诗歌地理书写看刘禹锡谪宦朗、连两州心态之异同》将刘禹锡谪宦朗州与连州的经历作为开展地理书写研究的契机，从地理方位、自然风物、社会民生与文化历史四个方面论述刘禹锡在朗、连心态的异同，并从历史背景等角度分析其原因。
多学科的经验与智慧
对一名优秀的文学研究者来说，旁及其他领域的学问并探研其与文学的联系是一项必备的技能。在本辑论文中，史学的严肃庄重、佛学的深邃奥妙及经学的思想启迪都有所体现，多学科的经验与智慧往往能为解读刘禹锡作品意蕴提供另一种视角。
就史学考证而言，胡可先《刘禹锡与苏州》以刘禹锡文集为基础，辅之以同时期其他文人的作品及《吴地记》等文献，钩稽出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期间的交游图景。罗瑾怡《陶敏〈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人名考证及人物考索》辨析了陶敏先生所考刘禹锡诗文中涉及的二十多位人物，在验证陶氏行文确乎严谨求实之余，还指出陶注本“水部李郎中为李任叔”的观点有待商榷，体现了从事实出发的学术意识。
从文学创作与佛学、经学之关系来说，白怡宏《刘禹锡诗论主张与佛学思想关系探析》分析了刘禹锡诗论概念“妙”与“风骨”的精微意蕴及其禅宗思想渊源。庄家琪《从刘禹锡碑文佛教书写看其佛教接受之“中间道路”》则关注刘禹锡碑铭文中的佛教书写，认为这些碑文体现了刘禹锡在崇信与排斥之间寻求调和的立场，换言之，刘氏对佛教的认可，本质是更加亲近禅宗的阐释方式与认可其内在的逻辑理路。吴夏平《刘禹锡〈竹枝词〉的经学渊源及政治意涵》指出，刘禹锡的《竹枝词》超越了传统新乐府创作方式，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公羊传》所载的采诗古义，折射出他经世致用的政治理念。
融通文史哲的多元视角，对深化刘禹锡其人的认知至关重要。无论史学考辨的细致严谨，还是佛学、经学思想探源的洞幽烛微，无疑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刘氏作品的内涵与时代精神，古典文学研究的生命力也因多学科视野而更加旺盛。
本辑作者以深厚的治学根基发微抉隐西安股票配资平台，以方法论创新贯通古今，体现了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从文学本体的多维阐发，到接受史与地理空间新探，乃至文史哲互鉴中的思想烛照，无不彰显出刘禹锡研究在传承中开辟新境的蓬勃活力，也有力印证了其作为理解唐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之关键坐标的持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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